信息化与政府公报的对接是传统出版物适应信息化发展浪潮的必然选择。
如果是前者，那么合规即不侵权的裁判思路就无问题。依此逻辑，私权主体的身份并不必然使邻人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私法相邻权也不能直接转换为公法请求权。
考虑要求之所以在德国法上获得广泛适用，也同样因为其通过客观法的主观化，而对处于一般公益和典型私益之间的中间地带进行了有效识别，并逐渐扩张了规范保护范围。参见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盐环行终字第0002号行政判决书。只要处于同一建筑区域内，邻人就无需再主张建筑行为在物理上毗邻自己的不动产。即使是建筑规划也并非只有技术性标准才具有明确的邻人保护效果，很多规划事项内容同样包含邻人保护意旨。而距离标准之外的涉及日照、采光的一般标准，以及恶臭、辐射等不可量物的排放限值标准，其保障的也不只是一般公益，而同样覆盖了邻人原则上的间距权，[62]因而也是邻人主张公法请求权的一般规范依据。
[3]同样，不满于诉诸简单的事实影响，针对相邻权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基础的理论探讨也渐次增多。这一点可能符合现代国家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期待，也扩张了邻人保护的范围，却与宪法分配秩序相互龃龉，且造成此领域内判决可预测性和安定性的衰减。[23] 虽然本质内容的含义非常模糊，在域外也遭遇了诸多批评，[24]但这一概念所蕴含的避免利益被过度限制的思想，在讨论处罚措施设定权时是值得借鉴的。
但事实上，处罚的设定具有多个不同方面，至少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而若给付利益已经超越了生存的必要条件范围，那么这超越的部分就属于规范上的利益。这些称号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利益在该条例制定以前尚不存在，事实上是由该条例直接产生的。第一，避免出现规范抵触。
[20] 但法规范外的利益也随时可能被纳入法的体系而成为规范上的利益。如《宪法》在规定公民基本权利时，应同时明确指出该项权利是否可受限制，应由何种规范对其进行限制。
但大体上的区分还是可以实现的。目前《行政处罚法》上对规章罚款金额的限制就是典型的针对程度设定权的规范。目前，较高层级的立法已经覆盖了大部分对相对人有较大影响的处罚，若不允许授权，则下位法将缺乏运用惩戒手段的灵活性。一定时间内的限制从业可能不影响就业权利的核心，但终身禁入某行业则不然。
沈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之道，《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第37-40页。《银川市学生校外就餐休息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18条规定：……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吊销餐饮服务许可证。该条规定了多种可作为法律后果的处罚措施，但将具体违法行为的确定权交给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比如，宪法可以同时授权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选用剥夺财产权的处罚。
这意味着法规范仅仅设定了法律后果，而将构成要件规定权交给了其他的立法主体。从设定权分配的角度考虑，处罚措施可按照剥夺宪法上的利益、法规范上的利益、法规范外的利益或剥夺利益核心部分、利益非核心部分两种方式进行分类。
若我们进一步向基本理论回溯，那么作为公权力分配之核心规范的法律保留原则应在接下来的探讨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诸如选用剥夺名誉、财产等宪法上利益的措施应当得到宪法的直接授权。
一方面，同位保留原则有利于遏制处罚泛滥的趋势。王锡锌、彭錞：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宪法基础，《清华法学》2021年第3期，第11-15页。[17]既然利益不由规范产生，为何会有规范所形成的法规范上的利益？应当说，对于物质性利益来说，规范本身确实并不会从无到有地生产利益，它只是在进行利益的分配。相应地，处罚措施设定权也就可以分为措施创设权、措施选用权和措施程度设定权。这其中，影响分配的主导性规范可称为同位保留原则。[8]学界普遍认为《行政处罚法》中的处罚措施设定权条款是法律保留原则的典型体现。
但刑罚剥夺的通常是宪法上的利益，[27]一般不涉及普通法规范上或法规范外的利益。处罚措施的创设乃是将某种原先不属于惩戒对象的新利益纳入被剥夺的范围，自然应由形成该利益的规范来完成。
[3]这些学理与实践中的争论说明，关于处罚措施设定的制度安排尚处在矛盾状态之中，行政处罚措施设定权如何在不同法源文件中分配亟待进一步科学化。[10]不过，新的构成要件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即空白构成要件。
法规范完全可以规定剥夺相对人实然上拥有的利益，以此作为惩罚。但其实这种授权已被被理论和实务界广泛接受，法律保留原则就是这种情形的直接体现。
第三，避免地方侵扰中央事务。然而《行政处罚法》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使用吊销许可证件的处罚措施则并不意味着地方性法规制定者拥有了设定所有许可证吊销措施的权力。[13]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页。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
[9]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之间不能分割，因为法律后果的设定只有和具体的构成要件结合起来才有意义。参见舒国滢：权利的法哲学思考，《政法论坛》1995年第3期，第3页。
在工作单位内通报批评不影响当事人名誉权的核心，但若在公共媒体上向全社会通报则会构成对名誉权核心的影响。规章选用罚款、通报批评等影响宪法上的利益的措施应得到来自《宪法》的直接授权。
相似地，一些地方立法还针对《传染病防治法》所创制的卫生许可证、《食品安全法》所创制的餐饮服务许可证等增设了吊销的情形。根据重要性理论，越持久的涉及到或者威胁到单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公众中问题的复杂性越有争议，法律规范就越是要精确的和受限制的。
同位保留的理念在我国行政法学领域的讨论中已被部分学者提及。[19]从这个角度看，获得给付权是一种宪法上的利益。例如，根据通常的社会认知，对普通公民的小额罚款不会影响其财产权的核心，而剥夺房屋、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则会涉及财产权的核心部分。第3款规定：违反规定抽样或在同一检验周期内重复检查的，被检查方有权拒绝。
这使得现有理论在回答深层次问题时遇到障碍。可是，若要用处罚制裁这些不合规行为，则需要考虑违规行为和法律后果之间的关系，审视处罚后果是否与之匹配。
参见王瑞雪：政府规制中的信用工具研究，《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166页。（一）同位保留原则 所谓同位保留，是指剥夺利益的规范应与形成该利益的规范处于同一位阶。
[30]罚款程度设定问题可参见张红：行政罚款的设定方式研究，《中国法学》2020年第5期，第84页。但是，措施选用的重点事实上在于将这些措施用于具体的社会, 治理情境，若下位规范制定机关具有社会治理的功能，则同位保留原则的控制可以适当放松，允许创设处罚措施的规范下放措施选用权。